《南方都市報》2018年10月24日ZB12版登載我校校友韋東慶與超級大橋的故事。全文如下：
一旦歷史的畫卷追溯到500年前的大航海時代，我們的心靈似乎要重新接受一次洗禮，因為國運，國家和民族的榮與辱、興與亡都聚焦在港珠澳大橋穿越的這片海洋上了，如果你不了解，就找不到大橋文化的根。
連接香港、珠海和澳門的港珠澳大橋全長55公里，工程投資逾千億，早在2015年就被英國《衛(wèi)報》評為“現代世界七大奇跡”。它不僅是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而且正在以粵港澳大灣區(qū)的一座新地標和一張“國家新名片”而享譽世界。
在長達九年的建設過程中，港珠澳大橋工程不斷地涌現出一系列感人故事來向世人講述超級工程的秘密，這些故事后面是否有一條主線？港珠澳大橋是否有其獨特的“文化密碼”？
工程奇跡背后是“大橋文化”
臺風山竹來臨前，南都記者在珠海唐家灣偶遇港珠澳大橋管理局黨委副書記、行政總監(jiān)韋東慶，他坦言，在建設期形成的港珠澳大橋文化是港珠澳大橋之所以被稱為“超級工程”的精神源泉。讀懂港珠澳大橋，不僅要看大橋的工程建造，科技創(chuàng)新，更要了解、讀懂大橋穿越的伶仃洋的歷史、文化。
韋東慶全程參與了港珠澳大橋建設，“從2010年8月來到珠海，從40多歲干到了50多歲，頭發(fā)變白了，眼睛老花了。”幾公里外，海天之間，港珠澳大橋似一條騰飛的巨龍，在波濤洶涌的伶仃洋上起舞，往來船舶、散落的小島似珍珠鑲嵌左右，景色壯美。
“港珠澳大橋穿越的究竟是一片怎樣的海洋？跨越時空，港珠澳大橋的文化內涵又是什么？我們在伶仃洋上打造精品工程的原動力來自哪里？”韋東慶說，要了解這些，不僅要著眼現在，放眼未來，也要回頭看，補上歷史這一課。工作之余，他閱讀了大量和伶仃洋有關的中外歷史書籍。
“先是看鴉片戰(zhàn)爭，因為香港的誕生，然后是大航海時代，因為有了澳門，最后是比較西方海洋文明和我們華夏文明的交匯，所以不得不繼續(xù)追溯，從鄭和下西洋，一直到崖山之戰(zhàn)，宋朝的滅亡。”韋東慶說，“港珠澳，港珠澳，不知道香港和澳門怎么來的又怎么能說我們打造了大橋文化？而一旦歷史的畫卷追溯到500年前的大航海時代，我們的心靈似乎要重新接受一次洗禮，因為國運，國家和民族的榮與辱、興與亡都聚焦在港珠澳大橋穿越的這片海洋上了，如果你不了解，就找不到大橋文化的根”。
韋東慶說，“我們立志把港珠澳大橋建成精品工程的原動力在這，在伶仃洋上，在70 0多年以來發(fā)生在伶仃洋上的我們民族的榮與辱、生與死、興和亡上。”
不一般的“書記茶座”
對于國人而言，今天的港珠澳大橋已經超脫了一座超級橋梁，連接物理空間的概念，漸化成為一張國家名片、民族品牌、新時代的標志性符號。獨特的大橋文化，又是如何推動大橋工程建設的呢？
韋東慶手持剛剛出版的《工地書記》，繼續(xù)向我們講述，“在我看來，我們其實建了兩座橋，一座是有形的橋，一座是無形的橋，形而上者方為道。簡單地說，我們的大橋文化的秘訣在于，它讓每一個建設者、施工單位覺得這座橋是自己建的，他們都把大橋建設當成了自己家里的事情來做，就像在自己家里搞裝修。”
大橋建設期間，一度匯聚了數以萬計的工人，港珠澳大橋管理局作為甲方，而參與建設的乙方多達170多家，包括設計、施工、監(jiān)理、咨詢乃至檢測、測控、質量顧問、環(huán)保顧問等。如何將這些來自天南海北、不同企業(yè)的工程師和工人高效組織動員起來，共同完成建設“超級工程”的重任，這本身就是一項世界級的挑戰(zhàn)。
韋東慶說，這座超級大橋不可能是一家公司或十幾家公司就能完成的，每一個標段之間的銜接，除了高標準的合同管理之外，合同之上的管理同樣重要。否則一旦建設中遇到合同中沒有涉及的問題，談判個兩三年都是有可能的。“我們有勞動競賽，六比六賽，分十個賽區(qū)，大家不分彼此，比學趕幫超，貢獻大的愛崗敬業(yè)的給他戴大紅花，五一勞動獎章，讓勞動者成為我們社會的明星，這就是精神的力量，正能量，伶仃洋上的正氣歌，這就是我們的優(yōu)勢，把支部建立在工地上，制度的優(yōu)勢。”韋東慶翻開《工地書記》由衷地說起里面的一個工地書記的故事。
港珠澳大橋建設很大一部分在茫茫大海和人工島上進行，遠離陸地，地質復雜，施工環(huán)境惡劣，高溫、潮濕、風、浪、涌、潮等影響甚大，夏季臺風頻發(fā)，建設者們還要長期承受近乎與世隔絕，難以與家人聯系的孤獨寂寞。
不少工人一度打起退堂鼓，而不同企業(yè)、團隊在建設中也容易產生矛盾。大橋CB04標的黨支部書記羅錦鴻專門在辦公室擺放了一張木質斑駁的茶桌，上面規(guī)矩地擺放著整套茶具。很多工人經常剛從海上回來就直奔羅錦鴻的辦公室蹭茶喝，傾吐工作中的苦悶、煩心事，往往幾杯茶喝完，工人們的問題就被羅錦鴻解決了。久而久之，羅錦鴻的“書記茶座”聲名鵲起，成了工人們放松、解決問題、匯報工作的場所，而這個“茶座”一設就是四年。韋東慶說，像羅錦鴻同志這樣的工地書記在港珠澳大橋有幾十個，他們在建設中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德國城市的議長在參觀港珠澳大橋時感慨：“你們的這套管理的方式方法，我們做不到。”
港珠澳大橋的精華在于“中國標準”
韋東慶說，中國制造已經很普遍，普遍到我們已經不在乎它是不是中國制造。港珠澳大橋有不少的零部件是外國制造，為什么？我們要整合全球資源，要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第二步，我們看中國裝備，就是看中國制造背后的實體支撐，看制造機器的機器，我們現在稱之為“大國重器”。
在港珠澳大橋工程建設中，尤其是突破了海底隧道最長、隧道埋深最深、單個沉管體量最大、使用壽命最長、隧道車道最多等多個世界級難題的5.6公里海底隧道施工過程中，從120個鋼圓筒快速筑島的創(chuàng)新工法、5664米復合基床的“3D打印”、33節(jié)巨型航母般的沉管對接，再到6000噸級最終接頭的海上吊裝，中國大橋建設者用自主研發(fā)的裝備托起了世紀工程的建造。
韋東慶說，“我們只看裝備當然不夠，決勝千里需要運籌帷幄，所以我們提出了要打造港珠澳大橋的標準，這些標準現在可能還只是存在檔案庫里的一些圖紙和數據，我們講大數據，不也就是一些數據嗎？”他認為，這些數據如果填補了行業(yè)的空白，它就可能成為專利和標準。“港珠澳大橋的建造工藝如果行業(yè)領先了，它的數據就可能成為行業(yè)標準，就可能成為未來的中國標準，甚至引領世界，這是第三步。第四步，真正走出去，要拿‘中國方案’，要講知識產權，中國方案里的知識產權。”
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由長達22.9公里的橋梁工程和6.7公里的海底隧道組成，隧道兩端建有東、西兩個人工島。總體工程幾乎包括了交通工程的所有領域，涉及到的專利超過1000項，設計使用壽命為120年，比常規(guī)標準整整高出20年，不僅填補眾多國內行業(yè)標準空白，也刷新了多個世界紀錄，堪稱人類橋梁建造史上的新典范。
港珠澳大橋的建成，本身就是一部中國工程師和建設者們攻克一個又一個世界級技術難題的“史詩”。9月16日，正面來襲的強臺風“山竹”用事實向世界展示了大橋的可靠性：監(jiān)控數據顯示，臺風經過港珠澳大橋時，瞬時最大風速55m /s(16級)，但大橋一切正常。傍晚，大橋的燈火照亮了伶仃洋面，有關它經受不住強臺風的謠言不攻自破。
韋東慶說，港珠澳大橋目前除了要參與標準橋梁工程的技術標準外，還要帶動中國的橋梁技術、橋梁專家“走出去”，還要讓中國的專利、大橋的知識產權，讓商標和品牌“走出去”。如何走出去，這才是“中國方案”，這將是第四步。“所以我們現在常說，港珠澳大橋的故事才剛剛開始。”（《南方都市報》2018年10月24日Z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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